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副部長卓賢認為，在我國進入城鎮化2.0階段后，城鄉人口流動不再是城鎮化的第一動力。城鎮化的第一大動力變成了城鎮區域的擴張，這個占比是39.6%。這就意味著城市化已經進入到以核心大城市擴張為主要形態的都市圈化階段。在這樣的階段里，應該以都市圈化推動新型城鎮化。

城鎮化2.0階段人口轉移的特征

卓賢認為，這一時期人口的轉移還會有以下特征。

一是城市之間的人口流動的規模增大。這幾年三線和四線城市人口下降得比較快，二線城市以及廣州、深圳仍然在集聚人口。這些城市人口的流動并不會增加城鎮化率。比如，一個來自青島城鎮的勞動力來到北京工作，全國的城鎮化率是不會增加的。但這種不增加城鎮化率的人口流動仍然具有很強的結構轉換效應，會推動人口從相對低效率的城市和部門轉向相對高效率的城市和部門。即使哪一天城鎮化率達到峰值不再提高了，城市之間人口流動帶來的結構轉移效應仍然存在，甚至不亞于城鄉人口流動帶來的效應。

二是城市之間的日常人口流動愈發頻繁。從此次北京新發地疫情和手機大數據分析發現，每個中國人每年要發生三次以上的城際日常流動，每天都有上千萬人跨城出行。最近廣州市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廣州市實際管理的人口超過了2200萬，其中流動人口超過1000萬。這其中就包括了商務出差、就醫、旅游、探親等的人口。這背后涌動著貿易往來、資金配置、技術交易的行為，這種日常人口流動是城鎮化率所不能捕捉到的變化。

三是我國都市圈化提升仍然有很大潛力。1920-1950年，美國城市人口占比從51.2%提高到59%，增加7.8個百分點，這一階段的城市化形態主要表現為城鄉人口遷移推動的單個城市從小到大的擴張。在此后的1950-1980年，美國城市人口占比從59%提高到73.7%，增加14.7個百分點，城鎮化速度反而比之前30年更快，大都市區成為城鎮化的主要形態。

而在城鎮化1.0階段，我國都市圈化明顯慢于城鎮化。近期的一項研究，利用手機信息數據觀察核心城市和周邊城市的人口互動，識別出中國大陸的28個都市圈。在過去3年，全國只有46%的新增城鎮人口進入都市圈中，目前只有不到30%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圈的城鎮區域，人口進一步向都市圈集聚潛力巨大。

卓賢表示，這個話題也是近期疫情帶來的思考。講城鎮化，都會強調集聚、距離和密度，會強調面對面接觸的重要性。我國已經進入到服務產業為主的階段，城市的密度、面對面接觸、集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過，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引發了很多人對集聚與城市密度的重新思考。

首先，是時間的分割和空間的共享。疫情沖擊加快了遠程辦公的發展。有人說遠程辦公是低效的，有人說是高效的，目前還不掌握微觀數據，但可以看看北京和上海一季度的經濟增長數據：北京一季度金融業增加值增長5.5%，IT業增加值增長3.5%；上海金融業增加值增長7.3%，IT行業增加值增長13.1%，這和這兩個城市經濟整體下行形成了反差。如果公司高管發現，線上辦公并不影響公司的利潤，企業就會產生減少辦公室空間從而降低租金的動力。比如原來1000個員工需要1000個工位，現在每個人每周5天只要來2天，所需要的工位只有400個。從勞動者角度來看，原來每天需要通勤1個小時，五天需要通勤5個小時，如果一周只需要兩次上班，每日通勤時間即使增加2.5個小時，和原來的總通勤時間也是一樣的，但好處是能以更低的價格住更寬敞的住所。

當然這并不是說面對面接觸辦公不重要，而是可以理解為線上和線下接觸是可以相得益彰的。而且，空間的共享可能會提高線下的有效接觸機會。如果上述那家企業的工位從1000下降到400個，那么所處的辦公樓就可以容納更多和更多元化的企業，每周就會有更多高技能的人才在密度不變的空間里進行更多的面對面接觸。

第二，空間的集聚和公司組織的分布式集聚。跨國公司是分布在全球各個角落的。跨國公司不同區域員工的每次交流并非每次都要通過乘坐國際航班來實現，很多時候是通過信息技術所制成的辦公系統來發生的。在很多時候，員工之間的交流不是通過人與人直接交流，而是以人機互動為中間媒介來實現的。高技能人才恰恰是最愿意或最能夠接受這樣的新技術的。跨國公司之所以能跨空間交換知識，除了必要的線下交流，還由不斷完善的線上辦公系統實現分布式集聚，將原來無法編碼的知識變成規范的標準知識。

第三，技術進步中的“集聚”和“解聚”。在一個行業生命周期的早期階段，隱性知識占據重要地位，創新在空間上產生集聚效應。但當一項技術成熟之后，產業知識已經高度標準化和規范化了，對知識的復制和模仿變得更容易，降低了對勞動力的技能要求，降低了面對面交流的必要性，這時就會逆轉集聚的力量，該行業就會出現地理分散，在創新地理學里就可以稱之為“解聚”。

如果說創新活動造就了集聚，那么解聚實際上是隱性知識顯性化的技術擴散過程。這時，生產的空間組織形式發生變化，原本集聚于中心城市的產業的生產范圍和規模都會增大，在都市圈維度表現為產業在周邊城市集聚，在一國維度表現為產業通過轉移在后發地區集聚，在世界的維度表現為產業在發展中國家集聚的全球化。可以說，沒有創新產業的標準化和解聚，就沒有全球城市系統的擴張和重組。

從技術輸出城市來看，解聚是騰籠換鳥的機會，但如果沒有接續的創新活動集聚，一些中等規模的城市很快就會出現衰敗，比如底特律，一些大城市也可能承受轉型的陣痛。

以都市圈化推動新型城鎮化

卓賢認為，總的來說，都市圈是解決大城市病、激活中小城市活力的有效發展路徑。在這個過程當中，除了非城市戶籍人口之外，我們還應該兼顧三類人口，以統籌公共服務資源配置。

一是白天人口。之前的一項研究發現，上海、北京在核心區白天人口密度遠遠高于夜間人口（常住人口），而白天人口所需要的公共服務和城市基礎設施，和夜間人口是不一樣的。

二是非本市戶籍的城市戶籍人口。還是剛才那個例子，如果有一位青島城市戶籍的勞動者到了北京，他在全國范圍內是計入城市戶籍人口的，但在北京屬于非本市戶籍人口。我們除了要關注農民工家庭，也要關注這些城城流動而又沒有本市戶籍的“城市人口”。

三是短期流動人口。無論是北京、上海還是廣州，實時人口要大于常住人口。針對商旅人士、訪學交流人士、旅游者的公共服務也要配套。比如，如何為訪問期達到三個月的商旅和訪學人士提供子女教育服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