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2020年我國經濟經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沖擊，實現了“V型”復蘇。根據各方面的預計，2020年我國GDP大約增長2%，是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這一成績的取得來之不易。展望2021年，我們要上下齊心，艱苦奮斗，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如何理解“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綜合各方面情況來看，2021年我國經濟將大概率回歸正常。所謂“正常”，可以有兩方面的理解。

一是重新回到受疫情沖擊之前2019年的狀態。2019年，我國經濟增長率為6.1%。記得當年年底，經濟學界曾圍繞2020年我國經濟該不該“保6”，有過一番激烈爭論。但2020年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國經濟運行隨之進入到了一個非常時期，一季度經濟增長為-6.8%，系改革開放以來之所未見。隨著疫情基本過去，2021年我國經濟有希望重新回歸到2019年的狀態。

二是重新回到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附近。一般認為，我國經濟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在2010年前后已進入了中高速增長期。根據有關預測，未來5年我國經濟增速大約在5%-5.5%。這兩個基點可以作為理解2021年“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數量參照。

必須同時指出，當談到要“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時，還可以有“高”“低”兩個維度的考量。其一，要防止2021年我國經濟增速過低，這是很多方面都認識到的，毋庸贅言。其二，要避免2021年我國經濟“虛高”。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國際機構先后發布了對2021年我國經濟的預測，比如IMF預測我國經濟2021年將會達到8.9%，世界銀行預測為7.9%，國內一些研究機構的預測也都在8%-9%。坦率地講，由于2020年的基數過低，2021年我國的確有可能取得一個較高速度的增長。但是速度過高不一定是好事，相反有可能沖淡這些年來努力倡導的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益的寶貴意識，放緩因應對疫情而發動起來的全社會轉型升級的行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重新回到“高速度”的情結當中。對此我們并不樂見。

為什么要“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展望2021年，盡管世界局勢出現了一些向好的變化，比如美國拜登政府即將就任、英國脫歐協議基本達成、RCEP協議成功簽訂、中歐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也有望在今年年底原則性達成等，這些都給充滿陰霾的2020年帶來了向好的曙光。但是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才正式開啟，其加速演變的大趨勢沒有改變、大國競爭博弈的格局沒有改變、多極化世界逐漸形成的態勢沒有改變、地緣政治的復雜性也沒有改變。另外，也要看到，我國經濟還沒有完全從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中恢復過來，經濟恢復的基礎并不牢靠，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或有反復，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還將長期存在。所有這些都使我們在展望2021年前景時，仍然充滿了高度的不確定性。在這樣一個風云變幻的國際環境中，做好自己的事、穩住我國經濟自身的基本盤、保持穩定且可持續的增長態勢，既是我國對世界作出的貢獻，也是保護好自己的唯一之道。

從國內的情況來看，隨著經濟運行漸回常態，一些長期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問題，有可能在2021年重現。2015年以來，我國啟動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意圖是要解決影響經濟增長的一系列體制機制問題。通過5年多來的努力，有些問題解決了，有些問題仍然存在，還有一些問題在疫情期間可能有所放大。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的漸漸消退，我國經濟將重新回到原有的軌道，結構性問題就會重新成為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問題。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將為我國重新回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著力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制約因素創造有利條件。

怎樣“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用好寶貴時間窗口，集中精力推進改革創新，以高質量發展為“十四五”開好局，為此宏觀政策不急轉彎，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第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要繼續保持積極。一方面，財政赤字率、地方政府專項債等常規工具仍然要保持一定的擴張態勢，但隨著疫情沖擊的漸漸消退，一些在抗疫期間出臺的特殊政策，比如抗疫特別國債就要停止并退出，各類臨時性的救助政策也應當逐漸退出。但是已經出臺的扶持小微的財稅政策中，有一些行之有效、社會反響很好的部分，可以考慮適當留下。另一方面，財政支出要保持適當的支出強度，為重大戰略任務和科技創新結構調整提供資金支持。要繼續增加財政性投資支出，但是投資方向應主要轉向那些關系全局、未來的重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要增加公共消費方面的支出，加快補齊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方面的短板，為激發內需創造更好條件。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國政府債務率有所上升的背景下，2021年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注重提質增效，更加注重可持續性，一般債務、專項債務在保持總量的前提下，要重點在主體、結構、方向、方式、效益等方面進行優化調整。

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相對于財政政策的長期性和結構調整優勢而言，貨幣政策在穩定經濟方面的作用更加明顯。一方面，要因應國內外環境和經濟發展各方面條件的變化，對貨幣總量進行靈活調整和相機抉擇，需要增加就增加，需要回調就回調。另一方面，提高針對性，“精準”增加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廣大中小微民營企業等的“靶向”金融支持，夯實我國經濟增長基礎。

繼續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就業是民生之本，近年來，在我國宏觀政策框架中，一直將就業政策置于重要的位置。2021年，穩定和擴大就業仍然是做好各項經濟工作的主要出發點，不僅要千方百計增加就業崗位，擴大就業數量，還要針對大學生、農民工等重點人群進行幫扶，并適應新經濟、新業態發展需要，加快完善促進新形態就業的相關政策，為經濟社會穩定托好底。

第二，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重要的論斷，是因應我國經濟社會的環境變化、階段變化、比較優勢變化而進行的重大戰略調整。就比較優勢而言，當下我國最突出的比較優勢是無與倫比的國內統一大市場。我們通常用五組數據來說明我國市場之大：14億人口、9億勞動力、4億中等收入群體、1.7億高素質勞動者、1.3億市場主體。在當前國際經濟衰退、外需相對趨弱的情況下，這一大市場的潛力和吸引力正在加速展現，并成為全世界資金和企業爭搶的高地。我們自己當然也要用好這一大市場。不過，我國仍須積極參與到RCEP、CPTPP等重大區域合作計劃當中去，通過內需和外需、內部和外部、國內和國際之間的相互促進，加快形成新發展階段的新發展格局。

第三，協調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的關系。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主線是不斷增強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適配性。一方面，要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另一方面，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努力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創造新供給，釋放新需求。要加快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的步伐，推動新業態、新模式、新產品和新技術的全面爆發，以新的供給創造和引領新的需求。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為全社會的數字化應用按下了“加速鍵”，網絡購物、視頻會議等各類線上活動飛速發展。數字經濟作為未來的經濟“藍海”，蘊藏著無限的生機與機會，目前還只顯露了冰山一角，我國在這方面已經具備世界領先優勢。要利用好寶貴的時間窗口，加快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贏得先機和優勢。

千方百計擴大內需。在新形勢下，內需將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基點。要加快消費升級的步伐，滿足已解決“有無”、但個性化需求更加豐富的這一部分人群的新型消費需求。要取消、改進一些限制消費的政策，規范市場秩序，加大消費者權益保護，創造居民能消費、愿消費的環境。要重視發揮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潛力，通過加強社會保障、提高就業的數量與質量等激發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要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稅制改革、提高教育水準、提高社會流動性、破除勞動力遷移障礙、促進充分就業等一系列改革，進一步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壯大中等收入群體。

第四，進一步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

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證明，通過制度改革來釋放社會活力、打開經濟增長的空間，是我國面對困難、加快發展的關鍵一招。當前，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內需市場，關鍵是要繼續深化相關體制機制改革。長期以來，我國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數據等生產要素始終存在著流動不暢、運行受阻、效率不高等問題。究其原因，多數情況下都與相關的體制機制改革滯后有關。比如在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過程中，存在著科技成果的產權認定不清、激勵不足、保護不到位以及缺乏“中介人”等問題。在當今大國競爭、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沖擊的背景下，更需要通過改革調動起全國人民積極有為、奮發向上的蓬勃力量，更需要盡快打破體制機制的障礙，使各種要素能夠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優化配置、發揮出最大的效益，從而為順利完成2021年工作任務和“十四五”規劃目標創造條件。